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奔赴朝鲜战场，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。彼时，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运动，这其中包括建院刚一年的中国科学院。1950年末，中国科学院体量还不大，京区单位共约500人，就有100多人踊跃报名，自愿申请直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奔赴前线。
在后方的科研人员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研制抗生素、生产球墨铸铁、研制特种电阻丝等支持前线。开展应用研究，服务国家需求，这种理念和实践对此后中科院在应用科学上的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那一时期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宣传对科学家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。中科院人响应号召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，提高生产质量和数量、节约成本，踊跃捐钱捐物，为战争做贡献。这树立了科学家科研为祖国建设、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，为新中国科学家精神打下了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底色。
确定了首批奔赴前线的志愿军名单，孙桐、施兰卿、吴凤鸣、白石等18人的名字出现在红榜上。和其他各机关单位的“志愿者”一同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杏彩注册平台从
派出的志愿者中，有来自院机关的干部，有来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，他们几乎都被分配在东北空军系统，担任技术保障、翻译或后勤等工作。
原编译局编译吴凤鸣还记得，1950年11月16日，18位志愿军在中科院文津街院部门口集合，他们登上卡车前往火车站，乘坐抗美援朝战士专列。列车长鸣三声后缓缓启动，他们就此正式奔赴战场。
如今还有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离退休人员，则是当时的军人，战争结束后被分配至中科院各单位工作。据
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综合处魏尉介绍，退休职工唐章洪曾参与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，他在战役中日夜配合步兵坚守阵地、保卫坑道、掩护反击，对保证步兵顺利完成坚守阵地、反击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战役结束后，唐章洪记特等功一次。由唐章洪指导的13名骨干炮手，在上甘岭战役中各立三等功一次。
原化工冶金研究所离休干部靳玉芳曾参与过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的保密工作。她还记得谈判当晚接到上级通知，抓紧整理和清理好重要文件。当晚，没有睡觉的他们，终于在后半夜等来了谈判成功的消息。谈判成功后，还有一些人以换防志愿军身份奔赴朝鲜。
原机关监察局干部张德仁就曾于1956年11月，作为换防志愿军一员赶赴朝鲜，在志愿军后勤部部担任助理员。张德仁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那时他年仅28岁，与爱人结婚刚刚一周。不到一年后，在选派新一批赴朝志愿军时，他的爱人、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人民军队的刘元元主动报名参加，在军中，她承担着传送图书信息、播音和妇女工作。“那时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但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了。”刘元元说。张德仁和刘元元随最后一批撤军部队回国。
1950年前后，抗生素在医药、农业方面已有广泛应用，但当时的中国尚不能生产，完全依赖进口。面临着美国的封锁禁运，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伤病员急需此类药品，抗生素的研发和生产更显得急迫。
将抗生素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0项重点研究之一。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在当时，
上海有机化学所化学家赵承嘏、汪猷等人已经就国内的抗生素需求，着手展开一些研究工作。“比如1950年，东北科学研究所与上海有机化学所药物研究室（1951年独立建所）合作，共同掌握了氯霉素的原料与生产方法，并将该方法利用于金霉素生产。再如1951年，上海药物所在国内首次获得青霉素甲盐结晶，为生产工艺提供了参考数据。”1953年，在赵承嘏、汪猷、黄耀曾、梅斌夫、高怡生、方中达、沈善炯等科学家的倡议下，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，
与轻工部、卫生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展开合作。自此，全国大规模、有组织的协同拉开序幕，并在之后取得了一系列良好成果。1953年，上海抗生素消耗量较三年前增加了5倍。1955年，上海药物所完成了氯霉素合成方法的研究，并向工厂提供了生产工艺技术。1956年，青霉素产量从1952年的33公斤增至10吨。
还于1955年12月主持召开了抗生素学术会议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内首次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，也是中科院首次广泛地邀请国际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。与会者既包括国内抗生素管理者、研究者、生产者、教育者,也包括相关领域的外国专家。除来自
、卫生部、高教部等36个单位的150余名代表外，苏联、波兰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蒙古、越南、日本、缅甸、印度尼西亚、朝鲜、丹麦等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也应邀到会。“这次会议不仅反映出当时国内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水平、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抗生素的研究模式，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地位也有重要作用。”王扬宗说。
大部分研究所的主要基础，专门从事应用型研究的专家不多。为响应科研工作要为国家、为工农业服务的号召，中科院加大了对应用研究的投入，一些新的研究所、研究室就此诞生，而且切实做出了一批成果。上世纪50年代，
开始承担了工业建设、服务战争所需的有关研究任务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吴自良在上海冶金陶瓷所就曾领导完成下达的研制任务，产出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。
为战争服务的另一项典型具体工作是球墨铸铁。球墨铸铁因其微观结构为球状而得名，性能略优于一般的铁。中科院工学实验馆（以下简称工学馆，冶金陶瓷所前身）于1950年7月开始研究球墨铸铁，并于同年10月初制成功。球墨铸铁相关成果披露后，引起了国内工业界的注意。之后，工学馆与东北各矿场、燃料工业部、华东工业部等单位保持联络，他们希望用球墨铸铁代替铸钢或延性钢铸铁，因为这两种材料的制造设备相对繁重，增产不易，而球墨铸铁所需设备和主要原料相对简单且易于运输。短短数月内，这项研究工作就和实际生产有了密切关联。在后续的数十次试制中，工学馆还制成了齿轮、钢锭模、铁砧、高压泵铸件等部件。
还加强了东北地区的院所建设，组建了第一个分院东北分院。除了将金属研究所和仪器馆（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前身）从北京迁到东北，还加强了当时的工业化学研究所、长春综合研究所等单位杏彩体育。为开展应用型研究，有机化学研究所、生理生化研究所等单位还增设了研究室。如此一来，
迎来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，“应用型研究在全院布局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加强。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国对我国的核讹诈不仅促使国家做出研制核武器的决策，也激发了钱三强等一批核科学家为国分忧的决心。所有这一切，对中科院日后承接重大国防任务，特别是承接两弹一星方面有关工作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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