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,18岁的王以光就读于大连医学院医疗系。入学不久,她就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。一年后,她来到当时的列宁格勒化工制药学校,成为抗生素专业唯一的中国学生杏彩体育。
1928年,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青霉菌时发现了能抑制其生长的青霉素,由此改写了人类健康史。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,越来越多的抗生素被用于临床,越来越多微生物感染的疾病有了药方。
不过,那时的中国抗生素还依赖进口。王以光的父亲便是因患肺结核去世,如果当时有抗生素,她的父亲也不会早早离世。这也成了王以光心中难以抹去的遗憾。
1956年,党中央发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力求让一些重要和急需的领域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,王以光在苏联所学的抗生素领域,便是其中之一。
赴苏学习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,既有微积分、微生物、化学等基础课程,也有为生产应用服务的土木建筑、热工学等。每一门课程王以光都全力以赴,最终以三十七门课全优的成绩毕业,拿到了全优才能获得的紫红色毕业证书。
王以光回忆,“去的有七八个同学,只有我一个人分配在抗生素专业。这是国家的期望,我觉得应该好好学,到苏联不管学什么专业,都要全力以赴,一定要学好。”
五年留苏学习结束后,这对年轻的夫妻一同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中,杨厚远赴大西北修建铁路,王以光来到北京开启了长达64年的抗生素研究。
1960年,王以光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,跟随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奠基人张为申所长研制灰。王以光接到的任务是,从自然界中找到产生抗生素的菌种,再通过发酵使抗生素产量提升。杏彩注册
王以光认为发酵是抗生素生产过程的灵魂。“什么样的温度,什么样的条件,它能够生长,你得研究。你给它吃馒头合适,还是吃窝窝头合适,就像孩子似的,你看孩子长大他喜欢吃什么,不同的菌,爱好都不一样,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不断实践摸索,创造一个特别好的条件。”
菌种在发酵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态和味道,王以光经过长期的积累,用视觉和嗅觉便能判断出发酵的好坏。
在她看来,发酵更像守护一个性格未知的孩子一样,如何让它走上正轨,着实不易。更难的是,不同的菌种并没有普遍的生长规律。一旦播种下菌种,王以光就失去了时间概念、不分昼夜,她需要不停观察菌种的生长状态,对菌种进行分析。
王以光:我搞过的抗生素里边,有的发酵最短36小时,有的120小时,不经过研究不知道。为什么我老得加班,因为种了以后,就不能停,要观察,要拿出来分析。
王以光守护灰成长的同时,她的大儿子出生了。当时丈夫远在西北,孩子全靠她一个人照顾。没有适合带孩子的宿舍,她只能借住在检定所一个养耗子、做实验的动物房里。
因为忙于工作不能照看孩子,她上班路上抱着孩子沿街走,随便找到一户人家帮她看孩子,下班再去接孩子。“碰见一家门开着,我就进去说,能不能白天帮我看一下孩子,人家接受了我就放心了,孩子就放那儿了,晚上再去接。”
独自一人边照顾菌种边照顾孩子的日子,王以光就这样咬牙挺了过来。1963年,中国人自己的灰呱呱坠地,正式投产。
随后,王以光又马不停蹄进行麦迪霉素和乙酰螺旋霉素的研究。这两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研制成功后,不仅让千万患者从中受益,还结束了我国大环内酯抗生素依赖进口的历史。
1978年,灰和麦迪霉素的研制,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,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最主流的两种抗生素研制方法:传统发酵方法和半合成方法。
王以光说,因为她不愿意一直走仿制药的老路。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,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创新呢?而且中国的疾病,不见得跟世界上都一样,研究中国人自己的药,是我一辈子的使命。”
传统研制抗生素的方法,需要不断试错且耗时漫长,所以王以光选择在美国进修分子生物学,她希望利用基因重组技术,有目的地改良菌种,让抗生素实现全合成,蹚出一条全新的路。
1988年,王以光学成回国,在获得国家863计划立项后,她准备采用新的方法研制一款全新的抗生素:可利霉素。
当前往药厂对可利霉素的菌种进行分子生物学改良的时候,王以光发现实验必不可少的发酵罐,早已废弃了。没有发酵罐,就不具备实验条件。她便让学生拿了灯笼钻进罐子里,人工把铁锈清理掉,把罐子洗干净。“我要退出的话,谁也不会责怪我,因为没有条件。我可以全身退,但是没有。”
1988年到2001年,13年时间,可利霉素终于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。按照要求,他们需要找人试药,并且按最大剂量一次性服下,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。因为试验有风险,王以光主动请缨,以身试药,“只能我来,我想到了,实在不行,顶多叫120呗。”
2019年6月,可利霉素作为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药物,通过了中国药审中心的评审,正式获批上市,标志着我国在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制抗生素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从1988年立项时52岁,到2019年83岁时通过评审,王以光走过了整整31年。这段时光很难,但王以光说:“我觉得这一辈子还是做了一件事,尽了自己最大努力,现在对得起良心,对得起自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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